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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日論衡之公民問政
　　□張敬偉
　　日前，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年會上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說，需要提交全國人大立法的環境稅未來會逐步增加對排污的懲罰，可能要先增加對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懲罰。（3月24日《新京報》）
　　霧霾當頭，從華北到華中華南，甚至成渝和青藏高原，霧鎖中華大地的尷尬已是殘酷的現實。還有，中國進入有車時代，城市化尚未完成，擁堵的城市病已提前來臨。環境再不治理，生態文明若一直是個口號，發展就失去了意義。
　　這是很簡單的道理，從政策面到民生層，都曉得環境治理迫在眉睫。環境稅，就是一個不錯的長效治理之策。現代行政管理，核心是法治，環境稅看似財經命題，卻蘊含著法治真意。因為，環境稅要通過全國人大立法才能實施。而其法律效應，遠比現在的行政法規的“費”要規範和長效得多。
　　由費到稅，是從權力主導到法治約束的升華，因而輿論場近年來對環境稅立法的呼聲很高。而且，環境稅立法也進入最高決策層的視野，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總理講話，環境保護費改稅都是重點課題。而從財政部長的表態看，環境稅立法也已經提上日程。
　　環境稅立法上下皆有共識，體現了國人對生態文明的願景。從決策層到普通民眾，人們希望這一立法進程高效推進，儘快落地實施。但不得不說，全國人大立法，要講程序，要有時間，因為環境稅立法不僅僅是給生態文明短板打補丁，而是牽涉到系統性的稅制改革，因而面臨著多維度的利益博弈。尤其是，這一立法進程受相關產業發展的經濟掣肘。
　　造成環境污染的產業鏈是複雜多元的，有煤化工產業，有粗放的小造紙、小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企業，還有蓬勃發展的汽車產業，當然製造污染的群體還由生產加工環節延伸到消費環節。譬如，有車一族也是大氣污染的製造者。在環境稅立法的過程中，除了生態文明願景的國民共識，必須兼顧到產業鏈各節點的利益訴求。這不是對污染產業的姑息，而是社會系統必須要考慮的選項。
　　法治社會和公民社會，講求的就是利益均衡權利對等的共識。對污染產業鏈以稅收手段予以限制污染物排放，就是以法定的罰則（經濟、刑事）進行強制性約束。但如何罰，罰多少，尤其是如何將罰則攤薄到污染產業鏈的每個環節，都需要博弈。何況，有些高污染產業甚至決定了國民經濟的命脈，更攸關民眾切身利益。所以，環境稅立法不容易，實施起來也會帶來經濟上的掣肘和利益上的衝突。譬如，若環境稅徵稅延及有車一族，消費者就會嗆聲。從民生層面言，公眾最擔憂的就是稅負太重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環境稅不僅僅是以高稅負讓一些產業就範“少排放”，如此被動約束，並非良策。最重要的，是讓企業通過技改實現產業轉型升級，變高污染產業為生態產業。否則，環境稅立法的意義也就僅僅局限於經濟層面，立法成本和效果不對稱。
　　環境稅立法，是利益博弈問題。政府要強力推進，而且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；產業層面則不能故步自封於既有的利益圍城中，應該主動迎接挑戰，在轉型升級中增加社會責任意識；作為消費環節的個人利益，也應該為環境稅立法適當妥協……環境是所有人的環境，環境稅立法也是眾人的事兒。
　　（作者是察哈爾學會研究員）
　　張敬偉　　（原標題：環境稅的生態願景與經濟掣肘）